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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东方报亭与中国下岗潮

文字:[大][中][小] 2022-07-15    浏览次数:    

作者 |宗城

去年从北京来上海后,我的人生计划之一就是去上海的报摊,但在上海找报摊并不容易。

我对报摊的兴趣源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大多数小城镇的年轻人与报摊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在我们的家乡,报摊位于学校附近。它是小城镇年轻人看世界的窗口。是我们获取新闻信息和作文资料的重要参考。放学后去报摊,已经成为和去足球场一样的生活习惯。 .

喜欢足球的同学会读《足球周刊》;喜欢媒体深度报道的可以看《南方周末》和《财新》;喜欢小说的看《丰收》、《萌芽》、《个人群》、《极简小说》等;喜欢思想刊物的看《读书》;喜欢文化刊物的看《三联》、《新周刊》、《看世界》;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。

在我的青春期,报摊占据了重要的记忆坐标,但随着青春期的过去,我看到的报摊越来越少,有时甚至几个月。报摊的踪迹。

报摊的消亡不仅限于小城市。尽管上海的读者数量明显多于其家乡,但读者的积累并没有带来报摊的长寿。据第一财经周刊记者调查报道,过去上海的报摊有3000多家,2019年只有200多家。疫情发生后,上海报摊数量持续减少,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了。

上海拥有大量的读者和丰富的文化资源。为什么报摊逐渐消失?带着这个疑问,我在网上搜索了资料,也询问了报摊老板和长期关注上海文化问题的朋友们。

01东方报亭与中国下岗潮

报摊早在民国时期就已存在,兼具卖报和卖杂货的功能。新中国报摊的快速兴衰发生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。 2000年,中央文明办、建设部、公安部等部门为缓解下岗潮引发的社会动荡,采取多种方式安置就业人口,包括要求大量,中小城市设立报刊亭。

1998年11月,上海市政府设立上海东方图书新闻服务有限公司,上海邮局持股60%,文汇新民集团、解放日报社、新闻出版署等局持有剩余的40%。开业第一年,其报刊亭的零售额就达到了6200万元以上。

在中国,报摊过去常常支持就业。 1990年代中期,随着社会转型和国企改制,国企大量下岗职工。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保障和福利,从“单位人”变成了“社会人”。如何安置下岗职工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。考虑,否则会导致社会动荡,容易引发深层次危机。

这种现象最集中的地方是“共和国长子”的东北部。中苏关系蜜月期,东北作为共和国的工业中心,曾经是中国的发达地区。长期在一起工作后,东北国企的职工们也对单位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感,就像他们的第一名一样。两个家庭,他们的精神社区,工人互相打招呼,说你是哪个工厂的,你的工厂正在发生什么。但到了1990年代后期,风雨交加,下岗工人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这个社会。牺牲的一代。

“养老保险你交不起,孩子上学要花很多钱,到了半岁,哪里都难打工了。”这是下岗工人的心声。我只拿到了2万元的解约补偿金),告别了我半辈子居住的地方,告别了共和国长子的荣耀,告别了工厂和小伙伴们的归属感,都在时代的剧变下迅速下沉。

那些年,有很多人在东北摆地摊,吃瓜子,流入黑道。不仅在东北,在天津、河北、西北也有。在这些下岗人员中,他们可以由政府安置,并组织到报摊搬迁。就业已经是祸中福了。

《出海》,1990年代后期东北爆发大规模裁员的电影

1990年代后期,上海启动了“4050工程”,帮助下岗职工重新找到工作。为什么叫“4050”?因为下岗人群中,女性多为40多岁,男性多为50多岁。对上海市政府来说,那个阶段报刊亭的作用是安置失业人员。

不仅在上海,2002年有500名失业人员成为天津日报新报摊的摊主,实际参与经营的失业人员超过1000人。当时,天津日报专门成立了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,业务内容之一就是安排下岗、残疾人参与这500家报摊的运营。

同年6月,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筹建全省报业零售网络项目,计划4年内建成5000多家连锁汇丰报刊亭,同时用于安置下岗职工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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